马晋宁、迟性奇等人餐风露宿的勘察秘密交通线，期间，马晋宁对迟性奇等人进行了多番试探，确定他们都对共产党、八路军怀有好感，这让马晋宁很欣慰，其实这次组建特战队之初，他在挑选队员的时候，对那些身体条件好、头脑灵活、但有些难改恶习的士兵，全部排除在外，为的就是有一天让他们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按下马晋宁这一路暂且不表，说一下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是根本隐瞒不住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不顾日寇还侵占着中国广袤的国土，无数老百姓还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奴役，却对中共七大极端仇视和恐惧。

    国民党高层下达严令：

    所有国民党军队都必须严密封锁从各个根据地前往延安的大小通道，一旦发现前往延安开会的共产党、一律秘密逮捕。

    所有国民党控制的情报机关，包括军统、中统、但不限于二者，动用全部力量封锁交通线，查明前往延安开会的人员名单，设法在沿途秘密截杀，全力查明中共七大的议程、内容，不计代价的在中共七大代表返回途中截杀。

    戴笠立即将此命令逐级下达，严令手下不得放过一名过境的中共七大代表。

    中统表现得比军统更积极，这与徐恩曾与戴笠的矛盾有关。

    戴笠和徐恩曾分别担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处长时，两人为了各自扩充自己的特务势力，向蒋介石争宠，他们的特务部属之间，不断发生摩擦，二人从那时起就已经水火不容了。

    1938年7月，国民党又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两大特务机构：

    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中统”的名称，就由此开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负责实际领导责任。

    另一个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军统”的名称，也就由此产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责实际领导责任。

    戴笠与徐恩曾的明争暗斗越加激烈了。

    但徐恩曾后来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又兼任了交通部政务次长，志得意满的他，不仅生活腐化、贪图享乐，而且官僚暮气也更大了，不再像调查处时期那样，集中精力于反革命、及抗战工作。

    戴笠虽然同样贪财好色，但一直在努力扩充特务组织，还在江南组建了“忠义救国军”、掌握了枪杆子，就算战绩乏善可陈、但那些人不就不会再去参加新四军了呀，彼消此长的间接增强了国民党的军力，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就是大功。

    戴笠控制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通过美国人的关系垄断了外援的运输通道，而这正是交通部政务次长徐恩曾的重要“财路”。

    徐恩曾不肯放弃到嘴的肥肉，继续暗中运输进口生活用品到重庆等地牟取暴利，这又触动了戴笠的“奶酪”。

    戴笠暗中动用特务进行秘密调查，很快，一份证据确凿的“中印缅边境交通线走私案”、被戴笠呈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早就对徐恩曾的不作为相当不满，盛怒之下，立即批示：“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停了一下，又在下面加了“永不叙用”四个大字。

    戴笠与徐恩曾的争斗、戴笠大获全胜。

    中统那边可就惨了，徐恩曾彻底垮台、意味着他培养的那些亲信也同样失宠，没有高层替他们说话、未来的日子必将更加惨淡，就在中统上上下下、如丧考妣之际，中共七大即将召开的消息、成了中统咸鱼翻身的救命稻草了。

    所以，中统不仅行动比军统更积极，不仅投入了几乎全部资源，还对截杀中共七大代表给出了远高于军统的赏格。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重要议程，就是如何在当前形势下、更好的打击日寇，争取早日将日寇赶出中国，让中国人民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重建家园。

    但蒋介石为了一己之私、国民党为了一党之私，对日寇不管不顾，却要集中全部力量破坏中共七大的召开，甚至不惜使用暗杀手段对付那些在最前线抗击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

    这件事不能说是亲痛仇快、只能说国民党为了一党之私、已经丧心病狂了。

    泉阳。

    魏世忠接过王湘婷递来的总部电报，看完就给烧掉了，在他看来，美国人都已经参战了，“熬走日寇”的战略很快就能实现，这时候冒头，不仅会把共产党得罪死，还可能被日本人察觉，截杀中共代表、风险太大了。

    所以，泉阳军统除了魏世忠、王湘婷、马晋宁外，没人知道国民党动员了全部力量截杀七大代表，戴笠给马晋宁单独来电，是让他将伪三旅派出城，封锁所有道路。

    唐博雅收到电报后，直接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组织上。

    中统泉阳站站长周国平则完全相反。

    收到截杀中共代表的电令后，周国平异常激动，将中统的虾兵蟹将全都召集起来开会，分组划片、严防死守，宣称不让一名中共七大代表活着通过泉阳。

    中统对待共产党的残酷、狡诈，丝毫不弱于军统，早年中共大叛徒顾顺章就是中统的前身、“中央调查科”逮捕、诱降的。

    急于立功的中统特务立即开始行动了。

    此时。

    延安。

    中共的最高领导们，将世界局势和日军未来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联系起来思考，他们对国际、国内局势形成了一致的判断：

    太平洋战争打响两年，中日全面战争进行了六年，日本目前在中国的实力仍相当强大，且太平洋极为广阔、日本人肯定会负隅顽抗，英美的反攻绝非易事。

    开罗会议，打破了日本妄图诱降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封死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欧美还许诺给与中国收回澎湖、台湾、满洲的“期票”，这极有可能招致日寇发动大规模正面进攻。

    中共高层判断的根据、在于世界局势的发展，即开罗会议后，盟军确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中日妥协已经完全不可能，日军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极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战略行动。

    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早日驱逐日寇，共产党高层决定推迟召开七大，让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但是。

    由于国民党将全部情报系统都用来对付共产党，对日军的调动疏于侦查、或干脆视而不见，再加上日军的一些欺骗战术很成功，结果就是日军的一号作战，尤其是在豫省战场上，日军完全达成了突然袭击的战术目的，毫无准备的国民党军各部，一部分仓促应战、很快败退，更多的是望风而逃、一溃千里。

    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在1944年7月28日发表的《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中写到:

    “……，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不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想谋求独裁统治的蒋介石，真是自取其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